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愚石

并非大智若愚,只是有点执著;并非通天宝玉,只是不善变通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本人是上海市控江中学68届初中生,69年4月到黑龙江钢字304信箱(三师二十一团一营六连)。74年去哈尔滨读书、工作,95年返回上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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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创】我的第一任班长——陈 英  

2010-02-23 20:52:10|  分类: 北大荒回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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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陈英,江苏南京人,四十岁左右,浓眉大眼,脸庞棱角分明,目光炯炯有神,宽肩膀,笔挺的腰板,一身腱子肉。180cm以上的个头,往那一站,两腿微微叉开,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。说话声音洪亮,有浓重的苏北口音,办事干脆利落,从不拖泥带水。

陈英参加过抗美援朝,与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过,是志愿军英雄“杨连第连”的战士。

初到北大荒,我被分到陈英的农工二排四班,班长从连部把我们领到班里。与班长结实魁梧的身材一比,自己瘦弱的体形,相形更显单薄。班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不用急,要不了两年,就能长成膀大腰圆的铁汉,北大荒这地方不光锻炼人,北大荒的粮食也养人哪!”

不久,夏锄开始了,在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农业连队,夏锄主要是针对苞米,其他大地作物都是机械化作业。陈英召开了班会,会上大家都发了言。班长与副班长王德成商量,这次要把“夏锄突击班”的旗子夺过来,全班战士都表示有这个信心。

连队夏锄动员大会上,连长刚讲完话,早守候在台下的王德成已经箭步上前,将立在主席台上的“夏锄突击班”红旗抓在手,回头金大安上去代表二排四班发言表态,这情景使我想起电影《董存瑞》中,董存瑞杠起“爆破突击队”红旗的飒爽英姿,情绪兴奋而激昂,暗暗下决心,要好好干,不拖后腿。

到了苞米地,班长先给新来的战士讲了锄草的要领,并做了示范,然后,每个新战士由一个老战士带着。我的垄正巧挨着班长,也就由班长带我。看看班长的锄头,薄薄的锄板约15cm宽,成等腰梯形,前宽后窄,锄板亮亮的,锄钩为7mm左右直径的铁筋,呈细长的月牙弯,与锄板相连,锄杠高矮到班长的肩头,让汗水浸得油亮油亮,一看就知道已经用了很多年,与他魁梧的身材相比,夸张点说,简直像一柄掏耳勺。

再看自己的锄头,好比是花和尚鲁智深的月牙禅杖煨了个弯,又憨又沉,锄杠高出我一个脑袋还多。这是我特意为自己选的,心想自己个头不高,但锄把长,伸得远,可以比别人多搂半尺,锄板宽,可以比人家少搂半锄。但生活中的数学往往不是这样计算的。搂多远,关键是看自己两臂摆动的幅度。个头矮,两臂摆幅有限,伸到天边,也只能搂那么远。

锄草的要领是“三锄两扒拉”,即左一锄,右一锄,中间一锄,然后苗前苗后一扒拉,去掉围脖草。自己的锄头又憨又沉,锄杠又长,一点不灵活。没半天工夫,就累得不行了,两手磨起了血泡,手掌伸开了,握不紧,握紧了,伸不开。三锄还将就,两扒拉,简直像是耍大刀,三晃两晃就把苗给剃掉了。头一天将就过去了,第二天就远远落在后面,低头紧撵,到中途,发现前面已经锄过,原来是班长一人把两趟垄,将我的垄带着锄完了。

地头休息的时候,班长告诉我,锄地姿势,腰背要挺直,膀子要甩开,步伐与膀子配合要协调。锄板要紧贴地皮,锄草不像耕地,要求深度,只要将草除掉就行。并当场给我示范。接着班长拿过我的锄头看看,呵呵笑着说:“小把戏(苏北对小孩的称谓)耍大枪能不累吗?”随后跟我交换锄头,用班长的锄头锄地确实轻巧许多。下班后,班长将我的锄头拿回家,重新修整,第二天早上交给我,一看锄杠短了细了,锄板也换了,使起来确实顺手。人说“手巧不如家什妙”,我第一次认识到,劳动工具在劳动中的重要作用。

由于自己本来体质就弱,帐篷的居住环境潮湿偏冷,加上劳累,不久就病了,童年时得的“风湿性小儿舞蹈症”再次复发。四肢总是不由自主的抖动,吃饭喝水都困难,生活难以自理。没办法,自己只能以饼干为主食,班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但他也没见过这种奇怪的病,不知如何是好。每天早上出工总要先到帐篷看看我,下班收工也是先到帐篷来看看我,还给我送来煮熟的鸡蛋,听说这病与风湿有关,就让我搬出帐篷到他家住,睡火炕,但被我谢绝了,一是天已转暖,二是怕自己适应不了火炕。

病休约一周后。一天上午,连队领导知道我的病情,到帐篷来看我。于指导员、赵副连长都安慰我,不要着急,慢慢休养,病会好的。年轻的杨副连长则表现得比较激进,他很生气地说,这样的身体怎么也能到边疆来,这里是反修前线,是东北边防,不是疗养院!提议将我退回上海。他从“反修防修建设钢铁边防”角度看问题,境界高,眼光远。他认为,既然在反修第一线,就应该个个是压不倒、打不跨,砸不烂的钢筋铁骨。我呢也就成了混入反修边防第一线的异类。

陈英班长收工回来,到帐篷看我,从同学那里听说了此事,顿时勃然大怒,从认识以来,我还真没见他发过如此大的火,黑虎着脸,两只眼睛瞪得老大,安慰我不用怕。家也没回,提着锄头就直奔连部而去。

后来听同学说,到连部,杨副连长不在,陈英就对其他连领导说:哪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走路的?不都是日后慢慢锻炼的吗?谁家的爹妈心不是肉长的,明知边疆环境艰苦,还心甘情愿地将孩子千里迢迢送到这里来?人家爹妈既然把孩子交到我们手里,这是对我们的信任,我们有责任带好,把他们锻炼培养成人!再说,回不回去由人家自己决定,就是回去,也应该把病治好了再走?你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?一天到晚“反修”挂在嘴上,你见过老毛子长得啥模样?是三头六臂,还是钢筋铁骨?……此后几天,杨副连长见了班长就远远躲开了。显然,班长后面的话是给我留下了思考选择的余地。

不久,营卫生所得知我的病情,让我住院治疗,一个半月后才病愈返回六连。

在北大荒以后的日子里,陈英班长那番斩钉截铁的话,常常在我耳畔回响,每当我抗起200多斤重的敞口麻袋,稳步登上三级跳板,将粮食倒入粮囤时、每当我伐木抬木头毫不示弱总是抢大头时、每当我割地、掰苞米、锄草不甘落后飞快跑在前面时、……只要陈英班长在,他总会远远地看着我,脸上露出微笑。即使他不在,我也能感觉到他的笑容。因为,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话:人是可以改变的。

直到以后离开兵团,走上新的工作岗位,我还是时常想起陈英班长的话,并随着阅历增加,赋予了新的含义:人是可以改变的,如何变关键在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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